巴拉尼——ASBDEFE背後的科學家[2020-06-19]

巴 拉 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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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匈帝國醫生巴拉尼對前庭器官工作機制的研究讓他摘得了1914年諾貝爾醫學或生理學獎的桂冠，但當諾貝爾委員會宣布他爲獲獎人時，他還在戰俘營裏。

病痛開啓的理想

　　1876年4月22日，羅伯特·巴拉尼（Róbert Bárány）出生在當時還屬于奧匈帝國的維也納，是家裏六個孩子中的老大。他外公是布拉格一位知名的科學家，他的媽媽在他的教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巴拉尼說，他媽媽的科學知識是他最早的回憶之一。巴拉尼在很小的時候就患上了骨結核，結核菌侵入破壞了他的雙膝關節，這讓他留下了終身的關節僵硬。

年少時期的病痛并沒有擊垮巴拉尼，而是更大地激勵了他,并讓他從小就立志選擇投身醫學事業，将來成爲一名治愈病痛的醫生。盡管身體欠佳，病變的關節并沒能阻止他登山投球，他一生都保持着鍛煉的好習慣。巴拉尼是一個嚴格自律的人，他從小學開始，就是學校裏最優秀的學生，即使到了大學也不例外。

　　1900年，巴拉尼從維也納大學畢業，成爲了一名耳科醫生。一直以來，人們對結構較爲簡單的外耳、中耳了解得比較深入，但對結構複雜的内耳卻知之不多。人們隻知道，内耳深埋在顱骨内，内側是螺旋狀的耳蝸，外側那些曲折的骨性隧道（半規管，也稱迷路）裏面充滿了淋巴液。耳蝸很簡單，就是聽覺器官，但那些管道和液體有什麽用呢？

内耳包括半規管、前庭、耳蝸和聽神經（網絡圖）

　　1861年，一位名叫梅尼埃（Prosper Ménière）的法國醫生首次提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與内耳相關的“梅尼埃病”：這種病人常會被反複發作的旋轉性眩暈所困擾。通過進一步的研究，生理學家們發現，内耳的這些隧道裏接觸淋巴液的地方長滿了細小的絨毛，它們就像水中的海草一樣，靠波動來感受淋巴液的流動，以此來判斷頭部的位置和運動。絨毛能夠比我們的意識更快地察覺到位置及運動的變化，它能夠及時通報全身的神經，讓肌肉、眼球适時作出反應，以便快速調正視野和姿勢。當内耳出現問題時，絨毛失靈了，于是，我們的腦子就會處于不知所措的狀态，混亂之下，就産生了眩暈感和失衡。

巴拉尼在維也納大學的醫學院工作期間，經常要爲頭暈的病人做灌耳治療。擴血管的藥物可以增加腦血流量從而緩解頭暈的症狀，由于人們已經知道耳朵和眩暈的關系了，因此，當時的主流觀點是通過灌耳的方法導入藥水。在一次灌耳治療中，巴拉尼偶然發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某一天，一個病人抱怨說，上次注射的藥水太冷了，注射的時候眩暈感很強烈。巴拉尼非常抱歉，于是特地将藥水加溫到舒适的程度，沒想到，患者的眩暈感更厲害了，甚至從外表上就能觀察出來：他的眼球發生了不由自主的水平顫動。

這種眼球不由自主的顫動被稱爲“眼球震顫”，它是前庭受到刺激時身體做出的調整反應之一。巴拉尼重複了冷熱藥水的灌耳治療，又發現了一個更奇特的現象：冷熱藥水灌耳時，患者眼球震顫的方向是相反的！巴拉尼推測，注射的藥水影響了内耳的溫度，迷路内的淋巴液熱脹或者冷縮，從而引起了絨毛的“警惕”，産生了“虛假情報”。

根據這個發現，巴拉尼很快設計出了一種簡單易行的前庭檢查方法，命名爲“冷熱法”。假如受檢者的眼球能夠随着耳朵裏溫度的改變而發生震顫，就說明他的前庭功能完好。随後，巴拉尼又解釋了位置變化造成眼球震顫的機理，并深入研究了專門控制平衡的小腦的功能。他發現，前庭将信息傳達給小腦，通過小腦向全身肌肉發出電信号，從而維持肌肉的正常張力。通過對小腦損傷患者的研究，巴拉尼找到了小腦中不同中樞的位置，并首次成功進行了小腦功能的診斷，更令相關的外科手術成爲可能。

最大牌的戰俘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巴拉尼作爲随行軍醫參軍。奧匈帝國屬于同盟國陣營，于是巴拉尼被派遣到了屬于敵方協約國陣營的沙皇俄國去參戰。在戰場上，巴拉尼把全身心投入到了外傷的研究中

去，他所提出的顱腦傷口縫合法大大降低了感染率，因此在各國軍隊中被廣泛推廣。不幸的是，不久後，他就被俄軍俘虜并關押在戰俘營中。

就在巴拉尼在寒冷的俄國忍受着饑餓、傷痛及對未來的恐懼時，屬于戰争中立國的瑞典依然平靜如初，諾貝爾獎委員會正在熱火朝天地準備候選名單。1915年，對于諾貝爾醫學或生理學獎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年份——在1914年，由于沒有合适的人選，獎項已經擱置一年了。經過數個月的篩選讨論，委員會終于找到了既滿足諾貝爾遺囑的要求、又被卡羅林斯卡醫學院承認的唯一人選，那就是在醫學的“冷門旁支”——耳科做出了深遠貢獻的巴拉尼。人們迫不及待想把1914年擱置下來的獎項頒發給這位耳科醫生，但卻怎麽也聯系不到他。後來，諾貝爾獎委員會花了大半年才從戰俘營名單裏追查到巴拉尼的下落，想把他解救出來。

　　盡管來要人的是中立國瑞典而不是敵對國，但沙皇俄國依然态度強硬不願意放人。眼看着頒獎之日越拖越遙不可及，瑞典的大人物終于出場了。1916年，素以利益優雅著名的瑞典王子卡爾（Prince Carl of Sweden）帶領紅十字會來到俄國，聲勢浩大地進行了一場外交談判。在多方的強勢壓力下，俄國終于退讓了一步，釋放了巴拉尼。正是如此，這位昔日的戰俘才得以回到闊别三年的家鄉，見到自己的妻子、才滿6歲的兒子恩斯特（Ernst Bárány），并趕在1917年1月從瑞典國王手中接過他那本屬于1914年的獎項。

在瑞典重獲新生

　　巴拉尼領到諾貝爾獎後回到了故鄉維也納，回到了原來的工作崗位上。但讓人意料不到是，他在這裏卻過得别樣苦澀。他那些數年未見的同事對他在戰場的遭遇毫不關心，他們巴結着他，隻是爲了能把自己的名字加進巴拉尼其他論文的共同作者欄中，蹭這位科學界新晉明星的名氣。巴拉尼震驚地發現，他們有些人在未經他同意的情況下聲稱共同參與了前庭器官的研究工作，暗中将他描述爲一個獨占研究成果的卑鄙小人。除此之外，昔日同事們浪潮般的嫉妒也讓人難以招架。另外，由于奧匈帝國與敵國的戰争一再退敗，甚至有人開始指責巴拉尼是懦弱的逃兵。巴拉尼逐漸感到疲于應對，在漫天鋪地的圍繞着名氣、金錢進行的惡毒攻擊中，他決定放棄手中的一切，離開故鄉尋找新的起點。

　　新家園的不二之選當然是将諾貝爾獎頒發給他的瑞典。尤其是，那個諾貝爾獎帶給巴拉尼的，不僅是實至名歸的榮譽，而且還救了他一命。在條件惡劣的戰俘營，并不是每個人都能活下來。正是出于感激及歸屬感，巴拉尼不久便拖家帶口地移居到了瑞典的烏普薩拉，在烏普薩拉大學醫學院繼續科學研究。

普薩拉大學是歐洲最好的學校之一，加上作爲諾貝爾獎的故鄉，這裏的研究人員對諾貝爾獎得主已經是見怪不怪了。巴拉尼在這裏找到了難得的清淨與和平，更加專心地投入到他的新目标——肌肉神經的研究中去，甚至在中風、半身偏癱後依然堅持工作。巴拉尼曾經說過，瑞典就是他的故鄉。事實上，這句話也沒錯——就在他離開維也納的第二年，奧匈帝國分崩離析，他原來的故鄉嚴格地說，已經不存在了。在他的激勵和鼓舞下，巴拉尼家三代行醫，他的三個孩子中，剛剛提及過的巴拉尼的長子恩斯特日後成了烏普薩拉大學的藥理學教授，同時還是瑞典皇家科學院的成員；他的次子弗朗茲（Franz Bárány）成爲了卡羅林斯卡醫學院、也就是諾貝爾獎委員會所在醫學院的教授；而他的小女兒英格麗（Ingrid Bárány）則成爲了一位精神科學家；另外，恩斯特的兒子安德斯（Anders Bárány）還是諾貝爾獎委員會的上屆秘書。當年委員會、瑞典王子及紅十字大概不會想到，他們的努力爲世界挽回了多少不必要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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